不死英雄 瞿秋白

瞿秋白像（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南京9月27日电（记者邱冰清）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坦然走向刑场。到达刑场后，他盘膝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之一。1899年1月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以《晨报》特约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先后撰写多篇通讯，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工人组织、党的建设等做了系统阐述。

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等刊物主编，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开创性贡献。

从1925年1月，瞿秋白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后来，在党的五大、六大，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重要贡献。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主持党中央工作。

1931年1月，瞿秋白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因困难而退缩，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词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36岁。

瞿秋白已逝去多年，但他的信仰与理想、责任与担当，都留在历史的注脚里。位于他的家乡江苏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由故居和纪念馆两部分组成，故居原为瞿氏宗祠，纪念馆则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通过实物、图片、多媒体等方式全面、科学展示瞿秋白革命、光辉的一生。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约有20万人到此参观，学习烈士精神。

我的好爸爸瞿秋白

瞿独伊／口述 周海滨／撰文

瞿独伊与父亲瞿秋白、母亲杨之华的合影

我的家世

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

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1924年，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不愿意漏掉他的课。

奇特的爱情“谈判”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父亲，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瞿秋白与夫人杨之华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母亲跟秋白结婚，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他是很不容易。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第一次见父亲大概就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瞿独伊和母亲杨之华在一起

赴俄采访列宁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父亲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父亲报道，在北京《晨报》从6月2日到5月2日连载了27次，标题《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长达三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标语题词上。他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对父亲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便道歉忙碌去了。父亲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父亲作为参会的代表，还担任翻译，累得病倒了，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只能活两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父亲担任翻译。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主编《新青年》。12月21日，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24岁。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他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地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瞿秋白亲笔题字）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待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亢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苏区。在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就是给了他稍微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他们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何必讲这些呢？”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我的诗还没有写完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像他这样的才华实在难得，不应该枪毙。

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的，但他对死很坦然。1935年6月18日要枪毙他，所以6月17日通知他。

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

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

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因为都知道他是谁。

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文革前后，《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宋希濂，他说：“你爸爸被劝降的时候非常硬，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我是他的学生，以前看过他的文章，作为我个人，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你的父亲。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

1978年，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父亲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

瞿秋白与郭沫若一一个老知青从事的名人研究

作者：付晓峰

瞿秋白与郭沫若一一个老知青从事的名人研究,老知青家园,15分钟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苏联文学翻译家。他与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华夏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1892——1978）在红色岁月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折射出了时代的风云。

第一次上海会面

1922年底，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俄文翻译瞿秋白，随同陈独秀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在红色风暴席卷下的古城北京，年轻的瞿秋白以火焰般的热情致力于党的宣传工作，他主编的《前锋》杂志，并参与了《新青年》《向导》刊物的编辑工作。瞿秋白早有“党内一支笔”之称，他为《去锋》、《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以清新的文思，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在他的犀利的笔锋下，迸发出了一个年轻的革命战士的青春火花，使他迅速地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红色斗士。

一年后，瞿秋白赴沪进行革命活动，并接受了创办上海大学的于右任、邓中夏的邀请兼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1月，26岁的瞿秋白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当选为中央委员。瞿秋白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6年前（1919）患的肺结核病，因工作劳累，病不时地发作。在病榻上，他仍在阅读一些文学书籍，埋头于俄国文学翻译创作，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的他，顽强地向知识的高地进军。

4月25日的一个春风拂面的早晨，瞿秋白与文友蒋光慈一块到上海环龙路44号弄拜访诗人郭沫若，这是瞿秋白与郭沫若第一次会面。对于红色才子瞿秋白来说，他早在4年前，做为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的他，就拜读了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在同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女神》，那时候他就为开一代诗风而成为华夏新诗歌运动奠基者的郭沫若及他的文学才华所敬佩和推崇。瞿秋白的初访，郭沫若惊喜异常。这位二年前（1923）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却回国弃医从文，步鲁迅诗韵而唱出“欣将残骨埋诸夏，兴吐精诚赋此诗”，黄鈡大吕唤醒4万万同胞壮烈的心声，他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创造周报》、《洪水》刊物。活跃在在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代文豪郭沫若，自然对瞿秋白并不陌生。他在赴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瞿秋白的颇有影响力的早期散文代表作品《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及他的革命文艺论著和译作，他早已耳闻这位叱咤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为此，他对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深深地敬慕。

郭沫若与瞿秋白紧紧地握手互相问候，俩人一见如故，相遇恨晚。畅谈中，瞿秋白不时地咳嗽，惨白的脸上淌着虚汗，捎歇了片刻，才止住了咳嗽。此时，郭沫若对小他7岁的瞿秋白象兄长待弟弟一样关怀地说：“秋白，你年轻有为，事业有成，但还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这次光临寒舍，实在难得，望你多多赐教。”郭沫若的一番温暖的话使瞿秋白感动不已，瞿秋白也坦率而谦虚地说：“谢谢沫若对我的厚爱，至于我专程来拜访，是向您请教有关文艺创作的问题。”这次谋面，他俩谈的很投机，从“五四”中国新文化运动到日本明冶维新及土耳其基马尔的政治改革……郭沫若在静静地聆听着瞿秋白讲述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出路……郭沫若的心底感到从未有的激动……见他俩交谈甚为热烈，一旁陪同的蒋光慈在默默翻阅书刊。此次会见，郭沫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一年后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分别不久，瞿秋白给郭沫若寄去了一些书籍和学习材料，俩人便开始了交往，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武汉重相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成为中国的革命的中心。

在病榻上刚康愈的瞿秋白,在武汉又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雨。5月中旬，陈独秀退出他在中共中央的负责工作的岗位，瞿秋白负责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工作，以至二个月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28岁的瞿秋白被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继陈独秀之后，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位政治领袖，这在瞿秋白的政治生涯中，已处于最高巅峰，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

在那段动荡的日子，殚精竭虑、日理万机的瞿秋白在繁忙疲惫中度过。使瞿秋白欣喜的是在同年的5月底，他在武汉参加第三国际召开的亚洲工会代表会上，遇到了阔别多日的好友、现任国民革命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故友重逢畅叙旧谊，这是瞿秋白与郭沫若第二次谋面。历史是多么地有趣！这一对二年前的文友，如今又称为“治国平天下”的革命战友。

郭沫若当时负责主持北伐军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此时离开武汉）政治部下设一个情报组。做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几乎每天晚上要到政治部情报组查阅情报，这样瞿秋白与郭沫若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相遇，俩人兄弟般的情感依旧。在武汉峥嵘的岁月里，使瞿秋白与郭沫若俩人最难忘的是一次相聚的晚餐。

6月初武汉的一个雨后黄昏，郭沫若在公寓独自吃晚饭，瞿秋白偕夫人杨子华突然来访。瞿秋白爽快地说没有用过饭，叫郭沫若请客。郭沫若便多烧了几个带有家乡四川风味的菜，又取出存有的三瓶白兰地。那天夜晚，明月映照着窗前，微风习习吹拂，瞿秋白与郭沫若在庭院子里豪饮畅谈，觥筹交错，不知不觉地过了夜半时辰，俩人竟将三瓶白兰地喝光了。瞿秋白略有些醉意，郭沫若把自己的床让给了瞿秋白夫妇，他自己睡在地板上。后来，瞿秋白致郭沫若的信中也提到此事。

最后的一封信

瞿秋白与郭沫若最后的见面是在1927年底的上海。

武汉国共分裂，瞿秋白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地迁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下的上海滩，瞿秋白又意外地遇到了参加南昌起义后在汕头部队被打散而漂泊到香港又抵沪的好友郭沫若。因郭沫若准备赴苏联考察，（后因病未去）俩人匆匆相见，又匆匆地分离。谁知这是瞿秋白与郭沫若最后的诀别。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的瞿秋白，因旧日的肺病复发而被留在了苏区，计划经潮州赴香港或上海就医。谁知晓一场灭顶的灾难在悄悄地等待着这位病弱的似乎还带在书斋气的瞿秋白与他的战友何叔衡（何叔衡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代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等职）…….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与何叔衡、邓子恢等人由福建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及红19团部分战士护送，经过福建长汀灈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队伍突然遭到国民党36师直属保安团14团钟绍葵部的围攻。由于敌众我寡，队伍被打散，何叔衡当场牺牲。瞿秋白不幸被俘。瞿秋白在长汀狱中，英勇不屈，他很思念她的挚友郭沫若。就在他牺牲前20天，（1935年5月28日）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他将写妥的信及其它诗稿交给了狱中曾给他治病、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他许多帮助的国民党36师少校军医陈炎冰。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于长汀中山公园留影

1935年6月18日，中国人民的优秀的儿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带着战火的硝烟；带着苦难的创伤；怀着对人民的一片深情；怀着对中国革命胜利曙光的无限期盼；在福建长汀县西门外蛇王宫侧养济院壮烈就义。瞿秋白牺牲后，陈炎冰怀着复杂的心情也离开国民党36师。他抵达澳门又将瞿的原信件和诗稿交给了他的好友、原36师军医王廷俊。王廷俊于同年10月赴南京转广西，在他赴广西前，他在南京将瞿的原信和诗稿寄给旅美华人柳无垢。柳无垢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收到此信和诗稿，知这是瞿秋白烈士的珍贵的遗物，极为重视，她又将此信和诗稿寄给了她的父亲柳亚子。柳亚子将瞿的信件和诗稿拍照分别收藏。1936年秋，柳无垢在纽约结识了纽约华文报《先锋》周刊的常务编辑陈其瑗。柳无垢便向父亲要来瞿秋白致郭沫若的信件，交给了陈其瑗。此信件在《先锋》周刊上刊登，不久，香港一家报刊也转载了此信。此信很快地被因大革命失败、遭到国民党迫害而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知晓。郭沫若与柳无垢联系，请柳无垢将瞿的信件还给他。柳无垢收到郭沫若的信后，也许出于谨慎，只将刊登在《先锋》周刊的其剪报寄给了郭沫若，未寄原件。

左起石凌鹤.罗绍渔.乐嘉煊.郭沫若.刘仁.冯乃超.郭劳为91941年11月庆祝郭老创作生活25年和50岁生日，大笔是日本友人鹿地洹赠送的生日礼物：“以清妖孽”四个字。（乐美真提供）

1937年7月，郭沫若返回祖国参加抗战。在上海遇到了旧友柳亚子，问起此事，得悉瞿的原信件在陈其瑗的手里。3个月后，郭沫若在广州见到了从美国归来的陈其瑗，陈其瑗将瞿的原信件交给了郭沫若。这样，瞿秋白给郭沫若最后的一封珍贵的信函，几经周折从大洋彼岸碾转、历经二年的时光终于回到了郭沫若的手里。这一切能不让郭沫若感慨万分……郭沫若双手捧读这封不同寻常的信，见信如见友人面，挚友瞿秋白那严肃自我剖析的胸襟的气度，以及对挚友的那深沉真挚的情感跃然纸上：

瞿秋白在汀州狱中写给郭沫若的信件（瞿秋白亲笔手迹原件）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象马戏团里的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

我现在已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因为“积劳成疾”，病的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路径。而后来就象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自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历史的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二十八.汀州狱中

多少年来，郭沫若含着热泪捧读着亡友瞿秋白在狱中写给他的这封充满人间真情的长信，多少次，他回忆起了他与瞿秋白相处的难忘的日子…….多少次，那个与祖国生死相依、慷慨捐躯对革命忠诚的瞿秋白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如今斯人已去,墨迹留存，怎能不叫他睹物思人…….

郭沫若始终珍藏着瞿秋白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也珍藏着他与瞿秋白的伟大真挚的革命友谊，直到他于1978年逝世。